于丹的走红与张鸣的困局

    近日张鸣教授公开其在人大的遭遇，再次让我联想起“于丹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在当下商业社会的角色问题。我认为，“于丹现象”与“张鸣事件”暴露了大学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尴尬：社会转型，知识分子如何自处，要有“我”还是“无我”？

张先生无疑还想坚持传统意义或者说经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坚持学术自主、人格独立、传道授业的路子，而反观于丹先生近来的走红，我以为她已经比张先生“新潮”了。这里无意评价两者谁对谁错，只是反映了大学的作用和功能，已经发生了改变。自从进行扩招，一定程度上市场化、社会化之后，大学逐渐转变成生产“高级技术型”人才的地方。这十几年来，社会上找工难的专业、就业前景不广阔的专业，不再是学生与家长感兴趣的地方，那也导致了学校给他们的资源将不会扩大肯定是缩小，人民大学把政治系并入国际关系学院，亦不乏此方面原因。由于有直接的市场供求关系，致使大学乃至高等教育体系都有所变化。

如果从商业社会大环境来看，则是功利的“学而优仕”现象。这里的“学”当然不是学问而是文凭，由文凭而来的工作、升职机会、优厚待遇资本等等。所以大学难免不再是“世外桃源”，知识分子不再有独立性，学问与人格不再是大学里最讲究的东西，因为这一切不能产生效益！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式的“有我”知识分子只能是“遗老”式人物，如果已经在国内产生广泛名气的，大学还可以有所选择地“供养”起来以做“标本”，而还没有形成气候的“徒子徒孙们”就肯定不乐观了，他们要么转型成“江湖术士”，凭教授、博士、专家、学术委员的衔头混饭吃，要么就在金字塔的底部或边缘，守着清贫过教书匠生活。“有我”的知识分子，已经渐渐容不下了，这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时代。

于丹教授于此，似乎就明白得多了。她讲解《论语》，讲老百姓接受的道理，不管它是不是经典中的原意，毕竟是实实在在地让城市人、有权位者、有社会资源的人听明白了。和是什么？上安下乐是也。

这里没有什么要穷经皓首的人生奥秘，没有浓得化不开的“古汉语”修为，没有离自己遥远得很的“发现大明宫”的距离感。她把古人活化成现代人，像一个成熟的、有阅历的过来人那样“复活”了孔子。没有非得要坚守不可的“经典文本”立场，尽可能变通成当下国人、家人、自己的角色领悟。

也许她在心得中惟一坚持是“当下性”，历史与经典都融到当下中了。这是不是智慧呢？

是，那叫无我。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皆是无我，只不过不是从精神的高洁完整上言，而是从市井与大众上言就是了。

但是这种智慧还是不是知识分子的智慧，是不是大学精神？我以为绝对不是了。《论语》心得中的于丹已经世俗化得很，她成功地尝试了转型，把智者转型为“辅导老师”、“知心大姐”，启蒙与批判已经不存在了。一切都在“和谐”中化成“求生”“求美”“求善”的智慧。而没有生命的独立性、没有强有力的批判因素，生之善与美凭什么判断？惟有凭大众的认同、权力者的认同了。

于丹先生与张鸣先生都是大学教授，一个是名副其实的“红人”，美滋滋地享受着赞美声，一个是遭受挫折、前途未卜。

关键在哪里？在于在游戏中，一个有我，一个无我。有我，面对的肯定是孤独、无奈、资源的匮乏；在市场经济和官僚化中无我，则会游刃有余、八面来风。